“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，都可以被剝奪，唯獨人性最后的自由——在任何境遇中選擇自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——不能被剝奪。”
弗蘭克爾憑借在納粹集中營的親身經歷，完成了《活出生命的意義》這本著作。他創立的“意義療法”不僅為無數精神困境中的人們點亮了希望，更讓我們重新思考生命存在的本質。
在納粹時期，弗蘭克爾和家人都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，那是一個存活率只有2％的死亡工廠。在那里他沒有姓名，他只是119104號。在死亡工廠奧斯維辛集中營，他的父親、母親、妻子、哥哥全部死于毒氣室，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于世?；谶@番苦難經歷，他發展出“意義療法”，指出生命的意義存在于每一個具體的時刻，即使在無可避免的苦難中，人依然可以通過其反應方式，實現其獨特的意義。
意義的追尋。弗蘭克爾寫道：“生命的意義在于每個人、每一天、每一刻都是不同的，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意義的普遍性，而是在特定時刻每個人特殊的生命意義。”他觀察到，集中營里那些能夠幸存下來的人，往往不是身體最健壯的，而是那些心中懷有未來目標、未竟之愛、有待完成使命的人。他們活著的意義，或許是想要完成一部學術著作，或許是渴望與家人重逢。反觀當下，許多人在富足中卻感到“存在虛空”，陷入一種無目標、無意義的倦怠，這正是弗蘭克爾所指出的現代精神困境的癥結。
選擇的自由。書中講到“我們無法選擇處境，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。”他講述了一位因妻子去世而深陷痛苦無法自拔的男子。弗蘭克爾問他：“如果你先她而去，你的妻子會怎樣？”男子說：“那她將痛苦萬分。”弗蘭克爾于是點破：“你看，她免受了這份痛苦，你現在的痛苦正是為她而受，這就是你痛苦的意義。”痛苦并未消失，但它因被賦予意義而變得可以承受。我們常常將目光鎖定于無法改變的環境，卻忽略了那扇永遠敞開的自由之門——我們始終擁有選擇自己回應方式的權利。
苦難的價值。弗蘭克爾并不贊美苦難，但他清醒地認識到：“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，那么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義的；但如果痛苦是不可避免的，那么面對它的態度就是人最后的尊嚴。”他反對那種以追求快樂、逃避痛苦為最高目標的生活哲學。他認為，當一個人無法改變厄運時，他依然可以通過面對苦難的獨特方式，成就其生命的尊嚴與偉大。他寫道：“在苦難中，人仍然可以保持勇敢、尊嚴、無私。而這些人性的光輝，正是生命意義的最高表達。”
“幸福不是你追求的東西，而是你投身于比個人更大的目標時隨之而來的結果。”當我們沉溺于即時滿足的“多巴胺陷阱”，追逐一個又一個短暫的快樂時，內心的虛無感反而會加劇。而真正的、持久的內啡肽式的滿足感，恰恰來自于對困難的克服、對價值的堅持、對責任的承擔。
如果我們不愿主動探尋生命的意義，那么我們終將在虛無與倦怠中，迷失自己。而一旦我們意識到“我為什么而活”，我們就能忍受任何“如何活”的艱難。（生產管控中心 楊光）
